逾八成农民不愿投“新农保”

　　南开新闻网讯(记者 张剑)新型农村养老保险(下称“新农保”)是继免除农业税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、种粮补贴等农业补贴之后，中央出台的又一项惠农政策。自2009年10月起，中央在全国838个县设立了“新农保”试点，今年已扩大至全国40%的县。

　　然而来自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的一份调查显示，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天津市滨海新区，农民对“新农保”的缴费参保率仅为15.9%；而在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的天津市静海县梁头镇，截至2011年5月，两万多人中只有1356人参保。

　　为了调查“新农保”试点的运行情况，在南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李俊青的指导下，柯力涵等5名学生组成了“城市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运行状况分析”课题组，随机抽取5个村，访问了208位村民。该项目荣获第十二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。

　　“土地换农保”问题突出

　　在调查报告中，课题组将“土地换农保”归纳为我国“新农保”试点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。

　　调查组了解到，目前滨海新区对失地农民实行的是“土地换农保，余额发放”政策，即强制从失地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中扣除相应的新农保保费，如有剩余再将余款返还给农民，失地农民可在60周岁之后领取相应的农保养老金。

　　在西正河村，征地按照每亩地9万元的标准予以赔付。依照天津市的有关规定，政府为“失地农民”每人强制上1份40%缴费档次的“新农保”，这样农民一次性从土地征用补偿款中扣除69960元，在他们60周岁后每月可领取近1000元。

　　然而在调查中，许多失地农民都对政府此举颇有微词，因为这种强行“土地换农保”的政策，损害了农民自主选择是否参保及缴费档次的权利，且部分赔偿款不能及时发放，一次性近7万元的支出对他们来说也所费甚巨。

　　“执行‘土地换社保’，虽然人为推高了村民的参保率，但是其中隐藏的许多技术性问题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。”课题组成员柯力涵说。

　　66岁后保障金无法满足生活需要

　　天津市推出新农保体系下的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”，目的之一即是使参保者在60周岁之后，通过养老金的领取能保障基本生活。

　　根据天津市近十年的统计年鉴，课题组得到了天津市农村基本消费水平数据。经过精确计算，可得出参保人在60岁那年每月的基本消费为365元，考虑到通货膨胀、利率上涨等因素，到了66岁那年，每月440元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，而他能领到的保障金仅为431元。此后他的每月领取保障金额与消费金额之间的缺口将越来越大。

　　课题组由此指出，现行的制度明显存在着两个问题，一是保障时间短，只能维持6年；二是保障水平低，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下，基本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问题。

　　“客观的说，现行给付模式的确无法保障天津市农民在平均余命内的基本生活。保障水平低成为制约参保率的重要因素。”柯力涵说。

　　为此，课题组建议采用“个人账户支付不变，政府补贴递增”的给付模式，即政府补贴随着基本消费的增长而增长，确保完全覆盖消费缺口。

　　“多缴多得”的激励机制不足

　　农民的参保率不高，还源于另一项数字：天津市为基本养老保险设计了4个缴费档次，但每个档次所对应的基础养老金都是150元。课题组指出，这种不能充分体现出“多缴多得”的政策，严重抑制了较高收入人群参保高档次的积极性。

　　调查结果印证了他们的观点：在经济情况大不相同的中塘镇和梁头镇，高达90%的参保农民都选择了10%的缴费比率。

　　课题组指出，多缴多得、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没有得以体现，是农民参保率低、缴费比例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一方面是农民参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，另一方面是各地政府部门强行推进“土地换农保”，将其视为一项行之有效的解决失地农民养老的办法。南开大学课题组指出，这种做法一方面它违背了投保自愿的原则，另一方面，较低的保障水平也无法彻底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。

　　他们分析，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，目前基本养老保障仍不健全，参保的边际收益不高，“土地换农保”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。同时，很多村民反映，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发言权，流程缺乏透明度，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。此时推行“土地换农保”，无疑是“用廉价的农保换取稀缺的土地，这只会加剧无节制、无效率的征地行为”。